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对陕南游击队巩德芳部的全面进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商洛武装的实力和精英，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巩德芳到马栏（现属咸阳市旬邑县）学习。巩德芳，中共党员，出生于丹凤县一个穷苦农民的家庭，被誉为“陕南游击领袖”。在马栏，巩德芳度过了一段“开店”的难忘时光。

到达马栏后，巩德芳即受到省委张德生、汪锋等负责人的接见，获知省委已决定由自己牵头，在马栏开办“德记骡马店”，已开店的名义对商洛来的党员和战士进行整训的安排后，巩德芳二话不说，立即走马上任，克服重重困难，很快将“德记店”的牌子挂了出来。

“德记店”既是店又是学校，说它是店，是因为客人要在这里住宿，要以开店的名义做生意，以店养店；但开店又是个幌子，主要任务还是对商洛籍的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开展军事训练。

作为经理，巩德芳身兼二职。既要参加学习，还要带领伙计们打窑、种地、烧炭、卖柴，广开财路，经营“德记店”。时间久了，大家都习惯叫他“掌柜的”。

作为“掌柜的”的“掌柜”，带头劳动固然重要。但要使这些从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商州籍战士通过学习，成长为既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娴熟军事才能的人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他这个“掌柜”就算白当了。

巩德芳知道，能来参加整训的商州籍战士，都是些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但对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还有一些人觉得开店、开荒不如在家打游击来的痛快。所以，一有国民党军队在家乡残害百姓的消息传来，大家就坐不住了，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马上就能回去找敌人算账。

对大家的这种想法，巩德芳总是循循善诱，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不厌其烦地反复给大家讲学习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今天的学习就是为明天的战斗做准备。他还亲自给大家上课，和大家促膝谈心，耐心做思想教育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拉近拉近了和大伙的距离。

有一天，他发现一个平时很乐观的战士忽然变得少言寡语。巩德芳心里奇怪，便走进那个战士住的窑洞了解情况：“人家都高高兴兴的，你咋总是闷闷不乐？”

“是不是想家啦？”

提到家，触到了战士的痛处，他“哇”的一声哭了，向巩“掌柜”道出了原委：原来小伙子的兄长被敌人杀害，父亲也被敌人逮捕，他急红了眼，打算只身返回家乡替亲人报仇。

巩德芳制止了他，耐心的说：“你的心情我理解，谁都有亲人，但现在你不能回去，你是战士，眼光就应该往远处看，咱们应该报所有穷人的仇，而不单是个人的仇。”他还说，以后条件成熟了，组织会叫你回商州的，到那时候，你就使出浑身的劲英勇杀敌吧。

巩德芳的这一席话终于让小伙子冷静下来。

还有一次，一位战士因为一件事没有查清而被误关了十天禁闭，组织上也未能及时做出结论，结果使他背上了严重的思想包袱，终日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巩德芳知道后，积极协调各方，又多次召开知情人士座谈会,最终给了这个战士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事后，这位战士流着泪，动情地对他说：“你真是位好领导，好大哥。”而巩德芳却笑着说:“组织把‘德记店’交给我，我就要向每一个同志负责，无论思想上背了包袱，我都不安哪”

作为“掌柜”，巩德芳也特别了解战士们的实际情况。参加马栏整训的战士绝大部分都没有文化，不少人一提学文化就头疼，有的干脆在上课时间打瞌睡，要不干脆就溜号。巩德芳能理解他们，因为就拿他这个“掌柜的”来说，尽管上了几天小学，文化水平充其量也不过达到能写便条的程度，他也需要尽快补上文化这一课啊！

从那以后，在学习上巩“掌柜”也成了大家很好的表率。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文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有人说：“只要能打仗，文化程度高低没有啥。”巩“掌柜”即耐心地开导：“不对。上边发的文件你不认得，怎样指挥打仗？将来的战争不光是拿步枪上战场啊！”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巩德芳还认真地将学习心得和生字词记在本本上，当别人看到“掌柜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新名词时，由衷佩服他的刻苦精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学文化的热情和自觉性高涨了起来。

在马栏整训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尽管体制一变再变，但巩德芳一直都是商洛籍战士的直接领导人，是伙计们眼里亲切的“掌柜”。经过几年的学习、生产，巩“掌柜”更加成熟了，通过他的“德记骡马店”为商洛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品学兼优的“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