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八路军制药厂的题词。

抗战之初，八路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多靠国际医药团体和爱国人士捐助。随着战争走向持久化，医疗用品的需求量猛增。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药品和医疗器材都被列为禁运品。尽管八路军后勤部门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深入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也积极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广大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求。

1938年，中央军委、八路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决定成立八路军制药厂，厂址选在离国统区比较近、有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之称的关中分区所属赤水县清水塬吕家村（今旬邑县清塬镇吕家村），便于设备原料的购入，以及就地取材制药，为各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

1938年8月，制药厂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开始筹建，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姜齐贤委派药材科科长李维祯等具体筹办，当时负责中央财政工作的李富春为此专门从宋庆龄爱国基金会给陕甘宁边区的救济款中拨出5000元，作为办厂的资金。此后制药厂又接收了从香港转来的数辆卡车和医药器材。10月，八路军制药厂靠着从西安买来的部分设备和原料，各方捐赠的物资，以及从国统区动员来的十几位进步药工，着手试制药品和医疗器材。

1939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制药厂——八路军制药厂（又称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在清水源吕家村的12间民房内正式开工。由李维祯任厂长，刘仁保（原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部政委）任政委。该厂直属八路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设有西药部，生产酊、水、油膏、注射剂；中药部，生产丸、散、膏、片；及卫生材料部。中央军委还从延安派来药剂专家程闻藏、化学家胡嘉谟来厂担任技师。当时制药厂在创办时白手起家，他们就充分利用旬邑马栏、石门一带丰富的天然中草药资源“倚山打洞做车间，上山挖药谋原料”，克服原料不足困难。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10多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泻下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

1939年5月，国民党在关中分区恶意挑起震惊全国的“旬邑事件”，国共磨擦的不断升级，导致制药厂无法正常生产。6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制药厂遂奉命迁回陕北，在安塞县砖窑湾镇西河口建设新厂。当时有职工53人，设备有压片机1架、丸筛3副、注射液制造用具工套、弹花机1架、酊剂漏桶2个。迁驻新址后，全厂职工自己动手，挖土窑14孔，建工房46间。当年8月，工厂在新址恢复生产。而此时，制药厂除原有的3个部外，又新设了制造部、教育部、化验室和仓库。

到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1939年全年，该厂共生产出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该厂的产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盒，中药9000磅，片剂1200磅，酊剂620磅，药棉1100磅。1941年，卫生材料厂年产量超过前两年，生产针剂9600盒，中药1.5万磅，片剂4300磅，药棉5100磅，酊剂1700磅。其后，每年能产针剂8万支、中药3万磅，并能生产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止痛片、止咳片、行军丹等100多个品种。这些药品源源不断送往各抗日根据地和抗战前方，打破了国民党和日军的封锁，大大保障了广大八路军指战员的生命健康。当时在制药厂流传着一个激励职工们努力工作、服务伤员、支援前线的顺口溜：“坚持持久战，到了新阶段。听勇士们在叫喊，有医无药多凄惨。努力制药，突击生产，再不要叫伤病员叫喊。”

除了生产大量药品，该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实习基地，并通过开办两期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这些人都成为了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该厂编写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详载了该厂生产的二十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1940年制药厂设立研究室，主要承担药品鉴定和新药品研制工作。这期间，制药厂的“研发”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研究室经反复实验，用小米酿造了酒精，从芒硝中提取了硫酸钠、硫酸镁，从马牙碱中结晶出了纯度高达99.6%的小苏打，比国外一些厂家用专门仪器解析出的小苏打纯度还要高。研究室主任李广训还从莨菪草中提取了镇痛药阿托品，比当时国内一些正规药厂制造的镇痛药疗效还要显著。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八路军制药厂十分重视。1940年4月，朱德和张鼎丞、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到药厂视察并分别亲笔题词。1941年4月，军委卫生部副部长饶正锡、顾问马海德到药厂视察，并转交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朱德的题词是：“加强团结，努力生产，多造药品，输送前线，医好战士，打大胜仗。”1943年，李维祯荣获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称号，并3次受到嘉奖，授予奖状与奖章。此后，在党中央的支持下，该厂迅速发展成为中西药品、卫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配套的，实行生产、科研、教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制药厂，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2年1月，八路军制药厂划归陕甘宁晋绥军区联防司令部卫生部领导，更名晋绥军区联防司令部药厂（内部仍称“八路军制药厂”），1948年改称西北人民制药厂。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奉命迁山西新绛县泽掌镇，并与晋绥军区卫生试验所、晋绥军区制药厂合并，成立西北人民制药厂，隶属西北军区卫生部。1949年11月,西北人民制药厂根据战争需要,搬迁到了西安，1953年集体转业，再次改名为“西安制药厂”，1999年经过股份制改造成立利君制药，也就是今日“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成为我国大型重点综合性制药企业,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多,效益最好的制药基地之一。